欢迎来到利来娱乐官网官网!
联系我们 :112300-1312310 | 网站地图
当前位置:主页 > 产品中心 >
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简介: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几乎完全把辩证法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了。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地涉及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不仅因为他们代表了这批理论家的权威与正统
全国销售热线:112300-1312310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几乎完全把辩证法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了。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地涉及梅林和普列汉诺夫,不仅因为他们代表了这批理论家的“权威”与“正统”,而且正是由于他们还较多地涉及基本的哲学问题,所以辩证法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的性质和特征就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普列汉诺夫是非常经常地——还往往是满怀激情地——谈论黑格尔和辩证法,但他只是形式地谈论辩证法;并且正因为辩证法只是被形式地加以谈论,所以其所谈论的辩证法与同样被形式化了的黑格尔辩证法便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本质的差别,它们都是形式化的“辩证”规律和形式化的范畴推理。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当普列汉诺夫在本体论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等同起来(并归结到斯宾诺莎)时,他同时却要求把辩证法现成地置放于实质上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这种做法只有在辩证法完全被形式化理解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就像形式化的方法可以加诸任何内容之上一样,只有完全被形式化的辩证法才可能被加诸任何一种——例如费尔巴哈或斯宾诺莎的——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既然辩证法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来说,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方法的“补充”或“附加”(无论同时给它多少颂词),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辩证法的真正轻视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说明。因为这个缘故,被称为“德国党内唯一哲学通”的梅林,在把马克思学说理解为一种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的同时,这样写道:“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梅林,第156页)非常清楚,这样的论断同样只有在辩证法仅仅作为一种纯粹形式方法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而且我们不得不补充说,这里表现出来的乃是辩证法作为形式方法之抽象可能性的极致:辩证法不仅和关乎内容的“实际认识”全体无关,而且它作为单纯的形式还可能是真正知识的藻饰甚至障碍。这种事实上由现代性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流俗见解居然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附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卢卡奇的愤慨:“如果辩证方法的这一含义弄模糊了,它就必然显得是多余的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甚至显得简直是阻碍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研究的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卢卡奇,第51-52页)

  关于辩证法的这种流俗理解——亦即将之当作纯粹形式方法的理解——无疑是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根源的强大势力,如同命运般的汪洋大海一样,它顽固地阻碍或扭曲对辩证法的正确认识。只要读一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就知道当时的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多么差并且多么互相矛盾了:有的将之指斥为“形而上学”或“黑格尔的诡辩”,有的则在分析和演绎、唯心论和实在论的纠缠挣扎中陷入巨大的混乱中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111页)而所有这些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也是他们的理论肠胃中难以真正消化的硬块,并且似乎只是在把辩证法变成单纯形式方法的时候才使这些硬块突然消失。众所周知,恩格斯一度曾写下一系列非常著名的“晚年书信”,而相关书信的核心要点无非是说:那些自认为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的要害在于:不懂辩证法,并且因此也完全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这种批评在实质上的激烈程度可以从以下事实观察到:恩格斯为此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说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用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来强化这个说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1页)这一系列批评真正遗留下来的哲学问题是:唯物史观如果不同时成为辩证法的话,唯物史观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而这种“对立物”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无非是指主观主义。

  单纯形式的辩证法如何更深地陷于主观主义的困境中,可以从唯物史观的原理在非辩证的处境中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这一点上得到提示。因此在这里无需再来讨论:当梅林将辩证法完全形式化并使之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相协调时,为了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保有“革命的力量”,他如何以激赏的口吻来谈论“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他从头到脚是一个革命者”(梅林,第119、125页)。这只不过是某种主观主义的“补充”罢了,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单纯形式的辩证法,就像一切形式方法一样,就像滞留在抽象性中的任何原则或原理一样,是在黑格尔所谓“外部反思”中生存并获得其本质的;而外部反思则从属于主观意识、主观思想,一句话,就其自身而言,它是以主观主义为实质的。

  较为简单地说来,外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于事物的特定内容之中;但它知道抽象的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看出,所谓外部反思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之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特征从来就是不深入于特定事物的内容之中,而只是把抽象的原则粗暴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于——任何内容之上。同样也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就可以理解,外部反思的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乃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并且总是或多或少较为幼稚较为粗陋的主观主义。所以黑格尔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而不能使之上升到思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并且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对作为主观意识之观点和机制的外部反思(“反思哲学”)开展出持续不断的批判。“黑格尔认为这种外部反思的过程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因为它任意地把给定的事物纳入一般原则之下。……他要求思想应该使自己完全进入事物的客观内容并抛弃自己的所有幻想。”(伽达默尔,1994年,第111页)正是伴随着这一批判,主观思想或主观意识便要求进展到所谓“客观思想”的阶段或领域。按黑格尔的说法,“客观思想”一词最能表明真理,而“……真理不仅应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应是哲学研究的绝对对象”。(黑格尔,1980年,第93页)

  即使是这样一种十分简单的讨论也能使我们初步意识到: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形式方法从而将其规律和范畴等等作为纯形式的法则来运用是完全不正当的,就辩证法的本质来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一种单纯形式的方法、规律、原理或原则都只能在外部反思中生存,也就是说,只能对之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而外部反思本身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反辩证法的。一定有人会问,难道把“变化”“发展”“否定之否定”等等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居然会是反辩证法的吗?是的,确实如此,只要这种运用是抽象的、外部反思的运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部反思本身的性质如此,是因为局限于外部反思运作中的原则或规律只能是抽象形而上学的和主观主义的。就像我们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如果有人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仅仅作外部反思的运用,“……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页)不消说,如此这般的空话与真正的唯物史观决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既是主观主义的又是反辩证法的;同样不消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最坚决地拒斥主观主义,并且都要求通过辩证法最彻底地超出那仅仅在主观意识内活动的外部反思。诚然,这一点尤其需要在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上去加以阐明。

  黑格尔时而也将外部反思称为“知性反思”,因为根据康德所作出的那个卓越区分(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外部反思是在“形式的知性”或“抽象的理智”同一平面上活动的。严格意义上的知性乃指只能产生有限规定并只能在有限规定中活动的思维,其有限性在这里意味着:(1)思维规定只是主观的,因为永远有一客观的对象与之对立;(2)各思维规定的内容是有限的并且因而彼此对立,且尤与所谓无限、真理、绝对相对立。(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93页)黑格尔主要将外部反思或知性反思归属于“旧形而上学”或“知性形而上学”,即“康德以前的那些形而上学”,因为它们最为典型地将有限的知性概念运用于对象。“但这只是对于对象的外在反思,因为用来称谓对象的规定或谓词,乃是我自己的现成的表象,只是外在地加给那对象罢了。”(黑格尔,1980年,第98页)虽说黑格尔将知性形而上学看作是“思想对客观性态度”的较早环节,虽说另一些环节——经验主义、批判哲学、直接知识等——也已被提出并得到讨论,但他深知,这种旧形而上学只是就哲学史来说才是某种过往的东西;“就其本身来说,即单纯用抽象理智的观点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却仍然一般地总是出现的。”(同上,第95页)

  这种一般地总是出现的形而上学,属于更为普泛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由于上述另一些环节的登场而被真正扬弃;毋宁说,这些环节本身所缺乏的原则高度使它们只能在取得一些局部进展的同时停滞下来:它们无力克服旧的形而上学,相反却由于自身的停滞而在本体论的关键之点上或者返回知性形而上学,或者部分地与之保持在外部的对立中。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乃是康德哲学。这一哲学的伟大之处根本无需在此列举了;事实上,没有人比黑格尔更透彻也更精确地揭示出康德哲学的伟大之处;因为并且仅仅因为黑格尔是站在更高的立脚点上,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或一般形而上学之最高的、不可能更高的立脚点上。(参见海德格尔,2018年a,第3-4页)因此,这个更高的立脚点一方面把康德哲学的主要成果——首先是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积极地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则正是在本体论的根基上指证康德哲学作为“主观唯心论”的主观主义。康德把认识的本质性导回到自我意识,而在这一主体的纯粹活动中,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被充分达到了,而我们知识中的普遍必然性(康德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在本质来历上被先验地建立起来了。然而,正是从黑格尔更高的观点看来,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却仍然只是主观的。“因为,按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与此相反,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an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黑格尔,1980年,第120页)这意味着:在康德那里,作为客观性的普遍必然性皆出于自我,正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构成知性概念或思维范畴的特定根据;既然自我意识的统一不归属于知识以外的对象自身,所以第一,我们的知识的本质性唯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第二,我们的知识在本质上不可能通达事物自身。

  当这样的思想对德国哲学形成前所未有的积极动力并成就其伟大性时,那停滞下来的“主观唯心论”却在解释学所谓“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的某种含义上开始自行分解,并在诸多要点上返回到知性形而上学的轨道上去。而与这条轨道契合程度最为广泛的东西,就是黑格尔在《小逻辑》第52节中所说的“抽象思维”,亦即时常被呼为“理性”但实际上只是“彻头彻尾的抽象思维”。(黑格尔,1980年,第141页)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理性除了提供简单化系统化经验所需要的“形式统一”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以此衡之于康德的哲学,其结果最终都趋向于空疏理智的形式主义:就像理论理性实际上被归结为抽象的同一性而放弃其无条件性一样,实践理性自身立法所依据的规律也只是理智的抽象同一性,“因此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同上,第142、143页)。如果我们由此看到,这种停滞下来的“主观唯心论”可以在很多方面返回甚至掉过头来支持先前的形而上学(我们清楚地记得:正是康德摧毁了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那么,黑格尔对“反思哲学”的批判与其说特别针对着康德,毋宁说更广泛地针对着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无论它属于知性形而上学,还是属于经验主义或批判哲学。因此,例如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在谈到“批判哲学”把对真理的无知当成良知时说:“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为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最易接受的也莫过于这样的学说了。”(同上,第34页)而在实践的领域,黑格尔特别批评那些“惯于运用理智的人”:他们总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裂开来以便谈论纯粹的“应当”(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谈论“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同上,第44-45页)。

Copyright © 2008-2018 利来娱乐 版权所有  | 网站备案号:滇ICP备13001297号
发短信
电话咨询